履新东海市浦东新区工委委员、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高育良，没有像许多人预想的那样，立刻召集研究室人员开会布置工作。
也没有去各个委办局“拜码头”、听汇报。
在向工委书记孙启明报到，简单了解了研究室的人员构成和近期工作重点后，高育良只提了一个要求。
给他一份最新的东海市区和浦东新区的详细地图，以及近两年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经济改革和城市发展的主要文件汇编。
随后，高育良便“消失”了。
一连数日，政策研究室的同事们只看到这位新来的主任办公室门时开时闭，要么埋头在那堆厚厚的文件资料中。
要么就站在墙上的大幅地图前，用红蓝铅笔做着各种标记，沉默而专注。
偶尔有下属敲门请示工作，他也是言简意赅，只问关键，绝不多言。
一周后，高育良的行动才让旁人渐渐明白他的意图。
高育良向办公室要了一辆普通牌照的伏尔加轿车，不通知任何区县和部门，只带着一名司机，开始了他的“私访”之旅。
他没有选那些光鲜亮丽的外滩、南京路，也没有直奔热火朝天的浦东工地。
而是让司机沿着地图，穿梭在东海的大街小巷，新旧城区。
而是去了杨浦、闸北、普陀那些老工业区密集的工人新村。
这里楼房密集，设施陈旧，许多家庭几代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。
高育良看到了公用厨房里排队做饭的拥挤，闻到了公共厕所散发的气味，听到了居民对“何时能改善住房”的急切议论。
也看到了新村边缘那些私自搭建的“棚户区”，低矮、潮湿、安全隐患突出。
在静安、卢湾那些昔日“上只角”的旧式里弄。
精美的石库门雕花门头下，是七十二家房客的局促。
亭子间、三层阁、灶披间，空间被分割利用到极致。
拎着马桶穿行在狭窄弄堂里的老人，在路灯下做作业的孩子，构成了一幅与东海现代化外表截然不同的市井图景。
高育良听老人们讲述着祖辈的辉煌与如今的窘迫，感受着他们对改善居住条件近乎本能的渴望。
高育良也去看了正在大规模动迁的虹镇老街等地。
在推土机的轰鸣与老房子的倒塌声交织，尘土飞扬中。
既有对未来新居的期盼，也有对故土难离的惆怅，更有对拆迁补偿、安置房源的种种忧虑和纠纷。
高育良默默地观察着动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疲惫而无奈的面容，听着被拆迁户激动或哀伤的诉说。
苏州河的沿岸在当时还被视为“下只角”、以“脏乱差”闻名。以及城乡结合部那些外来人口聚集、管理混乱的区域。
污水横流、违章建筑林立、治安隐患丛生，与一江之隔的繁华浦东蓝图形成了刺眼的对比。
司机老陈是个地道的东海老司机，话不多，但眼明心亮。
他起初对新主任这种“瞎转悠”有些不理解，但几天下来，他发现这位领导看得很细，问得也很“刁钻”。
这片房子是哪年建的？住的都是什么单位的人？房租多少钱？
为什么这里拆迁停了？那个工厂的烟囱对旁边居民影响大不大？
老陈知道的就答，不知道的，高育良就默默记下。
晚上回到招待所的临时住处，高育良将白天的所见所闻，分门别类地记录在笔记本上，并结合阅读的文件资料进行思考。
灯光常常亮到深夜，他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具体。
住房短缺是表象，背后是僵化的福利分房制度与快速城市化、人口膨胀之间的深刻矛盾；
土地资源浪费与城市建设资金匮乏并存，根子在于土地无偿、无限期使用的计划模式；
国企活力不足，负担沉重，与承包制下的短期行为和税收、利润、还贷关系混乱直接相关；
浦东开发声势浩大，但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？
单靠财政投入无疑是杯水车薪……
这些问题，有些高育良只在文件中看到过，但远不如亲眼所见来得触目惊心；
有些则是文件里语焉不详或刻意回避的深层次矛盾。
他意识到，东海的高速发展在创造巨大财富和机遇的同时，也像一辆高速行驶却有些部件老旧的列车，带来了剧烈的摩擦、震荡甚至撕裂的风险。
发展是硬道理，但如何发展？
如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市民，尤其是那些在轰鸣的建设声中暂时“掉队”的普通百姓？
如何为这列疾驰的列车构建更安全、更高效、更可持续的轨道和动力系统？
带着满脑子的问号和沉甸甸的责任感，高育良重新回到了政策研究室。
他没有急于召开大会宣布施政纲领，而是找来了几位他初步观察认为比较踏实、有想法的年轻研究员，开了个小范围的务虚会。
不是下命令，而是抛出问题，引导讨论。
东海住房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？国内外有没有可借鉴的经验？
土地的价值如何显化？城市建设的钱从哪里来，又如何滚动起来？
国企改革的突破口，除了放权让利，还能不能从分配关系上动刀子？
这些讨论常常激烈而富有启发性，高育良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，将具体问题提升到体制机制层面进行分析；
年轻的研究员们则提供了更多的现实案例和数据支撑。
他们一起查阅资料，不仅看国内其他城市的尝试，更将目光投向香港、新加坡，乃至欧美一些城市在住房、土地、城市开发方面的经验与教训。
整整一个月，高育良将自己关在办公室和资料室里的时间越来越长。
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，稿纸写满了一张又一张，又被他揉成团扔掉。
他在构建一个体系，一个试图从根子上破解东海，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所面临的核心难题的制度设计体系。
这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修补，而是试图在住房、土地、企业等多个关键领域，进行制度层面的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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